做事与做人：从对立走向统一

◎淮海工学院　周军

　　中国传统的人才观念，经过几千年的积累而形成的强大惯性，一直冲击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价值取向。我们要了解当代青年深层次的人生追求，就不应该忽视传统人才观念对当代青年的种种影响。

一、传统人才观内在矛盾的形成和特征

　　中国传统人才观的内在矛盾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当人们还生活在原始部落社会的时候，人类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向深不可测、变幻无常的自然抗争。在这种艰苦卓绝的关键中，原始宗教、远古神话、民间咒语以及歌谣、禁忌等原始的文化就开始产生了。伴随着这种原始文化，最初始的人才观就随之而产生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必然存在着超群者和平庸者，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评价此人是否超群的标准不同罢了。在当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我们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评价个人的标准是看这个人能否做事、能否干出一番超群的伟业。这就造成这一阶段人才观具有注重人的个性和个人才能发挥的特点。在这一历史状态中，传统人才观的直接表象便是“怪、力、乱、神”。其实所谓“怪、力、乱、神”也不过是人们在原始状态下，希望人本身能具有“怪、力、乱、神”那种超乎常人的伟力，而得以去征服自然。翻开中国远古时期的神话史册，那时称颂的“人才”，无一不是干出了一番造福人类的伟业以后才留下美名的，如神农氏、遂人氏、伏曦氏、女娲、尧、舜、禹等等，他们中间有种粮高手、有治水专家、有补天奇才、有战场猛将等等，古代神话竭力宣扬的正是他们那种具有勇力怪诞的超群之处。因此我们说在这一阶段，传统人才观的最大特点是注重人“做事”的本领。

　　传统人才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十分漫长，经历了整个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儒家文化被确定为正统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是在宗法制的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注重人伦，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使人求得身心的内外平衡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封建宗法制下各种关系极为复杂而又不合理；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安于现状而且要心情舒畅，这对人们的本性来说当然是一个极为难解的矛盾。于是谁能安于现状，谁能把各种关系照顾得面面俱到，谁就能理所当然地成“人才”。这种文化的经典作家们提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向人们提出的“做人”的要求，尽管在“做人”水准上发生了由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变成把“天下”放在第一位的变化。但始终也没偏离“做人”的范畴。

　　第三个阶段是在中国进入了近代以后。这一阶段是在外力的强行冲击下开始的。从世界文化体系看，西方文化的主体是以个体为本位，以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及向外扩展精神为主要特征的。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这种文化又与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相吻合，从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西方文明以一种极不文明的方式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在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终于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念。这一观念表现在人才观上则是以中国传统的“做人”人才观为主体准则，同时又必须辅之以西方人才内涵，这一内涵在中国人看来便是魏源所说的“师长技”之“技”。“技”便是“做事”的本领，表面上仿佛既要崇尚“做事”又要崇尚“做人”。我们先不论“中学”和“西学”之间能否形成“体”、“用”关系。“做人”和“做事”这两个标准终于被勉强地扯到一起去了（这与当代人才观中“德才兼备”的含义还存在着很大差异）。

　　“做人”和“做事”本应是人才观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应该形成理论上的互补。然而在传统人才观的发展过程中，两者非但没有形成互补，反而形成了一对矛盾。

　　在传统人才观发展的第一阶段，当时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崇高“做事”的人才观念。有学者认为后来的“杨朱学说”对人们追求生存的愿望作了理论概括。于是杨朱学说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时人们追求生存过程中形成的崇尚“做事”的人才观的理论依托。

　　然而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形成了正统理论。儒家学说排斥包括杨朱学说在内的众多学说，而且将这些学说放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儒家学说正是崇尚“做人”的人才观的理论。这样，赖以依存的两种理论的对立，也就直接造成了“做事”和“做人”人才观的对立。孔子早就提出“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崇尚“克己复札”、“仁、义、忠、孝”。这成为传统人才观矛盾形成的起点。于是人们“做事”的本领显得微不足道，而“做人”的本领却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大禹治水的思想方法渐渐地鲜为人知，而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德行却广为流传。

　　随着封建社会的“做人”准则的不断完备和发展，传统人才观中“做人”与“做事”相对立的矛盾便越来越强化。贞节碑、功德碑比比皆是，而具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则被列入下九流的行列。试图探索大自然，而整日“忧天”的“杞人”却被当作蠢才和白痴让人们嘲讽了几千年。渐渐地在许多人的人才观念中就形成了这样概念，要“做人”就不应去“做事”，要“做事”就无法“做人”。

　　表面上既崇尚“做人”又崇尚“做事”的人才观发展的第三阶段，实质上并没有消解这一内在矛盾，相反加剧了这一场矛盾。因为，在中国文化里“体”是宗基、根本、内缘的意思，“用”是末节、作用、外饰的意思。“体”相对于“用”而存，“用”相对于“体”而在。体、用不二，两者相互依存。中体西用模式与上述体用关系的原则不相符合。它以民族地域为标准界定“体”与“用”，由此造成：中学为“体”，则其“用”不发自于“体”，西学为“用”，则其“用”所依赖的“体”并不与该“用”相统一。中体西用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在这一理论背景下的“做人”、“做事”人才观，也就不可能不是一个更加对立的矛盾体。

二、传统人才观的多重矛盾对青年价值取向的影响

　　处于矛盾状态的这种人才观念，对青年塑造自我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时“做事”准则占据上风，有时“做人”准则占据上风，使得许多青年毫无主见地随“风”摆；有时仿佛“做人”、“做事”都放在嘴上，但由于在青年头脑中“做人”、“做事”的理论依托的伪科学性和矛盾性，往往陷于既不能“做人”又不能“做事”的两难境地：

　　1．自我为中心，道德原则、组织纪律的认同变得困难，行为规范趋于松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尽管“做人”人才观极力排斥、压制“做事”人才观，而“做事”人才观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占相当的地位。特别是社会处于大的变迁时期，这一观点便马上抬头。但由于传统思维的两极性、绝对化，“做事”人才观的抬头又是以忽视或排挤“做人”人才观为特征的。这一偏颇延续至今。“文革”结束以后，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都从十年文革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对社会自然科学知识表现出了极大的渴望，在“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口号下，青年人开始埋头钻研，从而掀起了一个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但是，人们由于对经济发展存在着强烈的希求，对科学文化知识存在着非同寻常的渴望，从而只注重个人知识、个人技能的提高，而忽视了规范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于是“做事”极大地膨胀，遮蔽甚至抑制了“做人”。“要成大才，何拘小节”一时成为时尚。

　　2．轻视科学文化知识，厌学之风盛行，片面地理解人际关系。这又是传统人才观矛盾结构的另一极端的反映。传统的“做人”人才观，除了看重“为人”——个人品行的自律外，还十分强调人际关系的协调和运用，后者在今天往往被片面地发展为人际关系学。当着这种以私人关系办公事之风盛行之时，不仅是传统的“做人”与“做事”人才观发生对立，连“做人”之人才观自身也出现了对立——营私舞弊之人还谈得上什么品行！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青年学生中出现的“60分万岁”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正是这两种对立的具体表现。笔者曾对某高校热衷于选修《公共关系学》这门课的几百名学生做过调查。问他们选修该课的目的时，几乎众口一词：为了会找关系，在各种关系网中挥洒自如、游刃有余。从这里至少反映出二个问题：①对科学体系的涵义的理解片面；②对“做人”概念的理解已走向消极。

三、几点思考

　　一种科学的人才观对青年的健康成长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一种非科学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人才观，决不利于新型合格人才的培养。我们认为要消除处于矛盾结构状态下的传统人才观对当代青年的负面影响，必须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要让青年了解传统人才观的矛盾结构，并认识这种矛盾结构在人们观念中的运转机制。了解在传统人才观中，无论是“做人”的倾向，还是“做事”的倾向，如果从单方面看都有它们各自的正确性，因为“做人”和“做事”是一个人才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这两方面必须是辨证统一的，而不是对立排斥的。亦即，传统人才观与当代新型人才观在人才学范畴内基本的区别便是：前者表现为“做人”和“做事”的尖锐的对立和排斥，而后者则表现为“做人”和“做事”的高度统一融合。

　　其次，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认清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文化结构。上文我们已经论述，传统人才观的矛盾结构是取决于它们赖以依托的理论，实质上是传统文化的矛盾性决定了传统人才观的矛盾结构。因此，要消除传统人才观的消极影响，又必须让青年学生正确认识传统的文化，汲取其积极进步的一面，舍弃其消极落后的一面，并连同历史背景一起客观全面地理解和消化传统文化的内涵。同时，又要引导青年学生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更主要地着眼现在，放眼于未来，亲自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了解当今的改革潮流对青年成长提出的新要求，让青年自觉消除传统人才观消极影响，从而主动地去适应改革的步伐。

　　第三，要继续深入地对广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特别是强化邓小平理论的教育工作这一科学的理论去排除青年头脑中的伪科学。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人才观都必须以一定理论作为依托。当代青年学生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后，便能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传统文化，从而也就可以对传统人才观的是与非作出正确的评判。